巨人法务

[导读]

北京唐家岭，因聚集了大量“蚁族”而闻名，刚刚公布了唐家岭拆迁方案，唐家岭成为一个拆迁的标本。在中国轰轰烈烈的城镇化大潮中，我们随处可见画圈写着“拆”的房子和密密麻麻高高耸立的塔吊。不过，大拆大建浪潮背后，隐藏着的，也是无数次的利益重新分配。

　　北京唐家岭，因聚集了大量“蚁族”而闻名，刚刚公布了唐家岭拆迁方案：一层宅基地，按照1:1赔面积。二层每平米赔800块，二层以上的，因为是“非法建筑”，拆除不给予补偿。唐家岭，一个拆迁的标本。在中国轰轰烈烈的城镇化大潮中，我们随处可见画圈写着“拆”的房子和密密麻麻高高耸立的塔吊。不过，大拆大建浪潮背后，隐藏着的，也是无数次的利益重新分配。　 唐家岭拆迁模式：资产变股权 农民当股东。对这样一条拆迁方案，村民们提出了自己的异议。　　村民采访：赔的少，二层以上1分钱不赔不合理。　　唐家岭的拆迁模式——回迁房安置加货币补偿，代表了很多城中村的拆迁模式。这样的模式，最大的问题是拆迁之后，农民脱离以前惯有的生活与生存轨迹后，会顺利的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吗？　　村民采访：很长时间以来村民的主要收入都是靠房租，拆迁之后房租没了，担心以后生活怎么办　　正如唐家岭的村民所说，在很多城中村，已经形成了这样的“瓦片经济”——农民已经没有种地的收入，生活都是依靠在城中村盖房子出租的收入。拆迁之后，虽然置换了房住房，也一次性获得补偿，但以往赖以生存的房租没有了，农民面临座山吃亏的困境。　　2009年北京海淀区大望京村的城市改造，探索出一条改良版的征地建城模型——村民变股东，享受永久受益。　　大望京村的拆迁补偿与很多其他的城中村相比，显得非常优厚。　　村民按人头，每人50平米补偿评价回迁房，宅基地及地上建筑物补偿总计达每平米8100元，不购买回迁房的村民，每平方米再补3000元，没有入住回迁房之前，还给村民每月800的住房补贴。　　房屋和货币补偿之外，北京市政府又对没有纳入城市社保体系的820名村民，进行了“农专居”的社保对接，一次性解决了村民“农转居”的养老和社会保险。　　这两项之外，更为重要的是，政府承诺还要返回村集体5万平方米的，商业楼底层商铺。未来按照“资产变股权 农民当股东”的思路，转村民为集体企业股东，可以按股份永久性的享受收益。　　大望京村的拆迁补偿之所以如此丰厚，一方面源于政府“让利于民”的思路，另一方面也源于土地财政雄厚实力的支持，大望京村的拆迁成本约50多亿元。拆迁完成之后，望京地块的土地招拍挂拍卖，就诞生了楼面价2万7的新的地王，卖地收入很快弥补了拆迁补偿金。　　80年代农村黄金发展期的经验：村集体自己进行土地开发 办乡镇企业　　大望京村拆迁的成功，依赖于两点：政府让利于民和雄厚的财力支持。这两点恐怕都很难大规模的复制推广。不过，这种模式并非如此方便的复制，没有财力的支持，大望京村的拆迁，也许依旧遵循的是此前的惯用模式。那么政府到底应该在拆迁当中扮演样的角色。也引发了业内的探讨。　　北大法律系教授王锡辛等：政府应该退出，成为拆迁的监管者、裁判员、或者是代理人，但是不能成为拆迁的参与者，不能由此获得土地收益。农民应该自己成为谈判、收益、甚至开发的主体。　　农民直接进行土地开发的模式，此前并不是没有成功的案例：　　温铁军：80年代第一轮圈地运动，没有产生过群体性事件，因为土地收益都在农民内部分配了。当时村一级的行政单位拥有土地开发权，早期的乡镇企业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。土地转化为农民的生产资本，带动了很多的就业，带来农村经济的腾飞和发展。　　其实80年代农村的集体尝试，今天仍在上演，以北京地区为例，上世纪9年代开始，周边的“城中村”就开始陆续自发的变乡村为城市的尝试。例如丰台区草桥村、昌平区的郑各庄村等。他们以土地为资本，建设了商品房、产业房、公共服务设施等。玉泉村甚至自行建设了占地数十公顷的玉泉慧谷产业园，并且与清华科技园分园进行合作经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