巨人法务

　　因拆迁导致唐福珍自焚的悲剧不是个案，在诸多的拆迁场景中，公民权利常常被掩埋在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(下称《拆迁条例》)之下，实在是因为法规本身存在着不可回避的问题。

　　12月7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官员透露，国务院正准备修改《拆迁条例》，目前已组织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进行前期立法调研。同一天，北大5位教授联合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,建议废止或修改《拆迁条例》相关条款，称该条例为强拆行为撑腰。(12月9日 《南方日报》)

　　不得不承认，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化，我国取得了丰厚的立法成果，但是，同时也出现了与上位法原则甚至法律精神衔接上的冲突。让人惊喜的是，个体事件的法制意义及“公民建言”的推动常常成为立法自我修正的契机。

　　2003年孙志刚案发生后,北京大学法学院许志永等三位博士，就曾以公民身份建言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当时的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》进行审查。最终，2003年6月20日，国务院第381号令废除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》。这种以“公民建言”的方式对法律进行修正的社会动力，让“孙志刚”和“公民建言”成为法制英雄的标签。

　　时隔6年后，唐福珍的悲剧再次成为对《拆迁条例》的有力控诉。在我国法制确立物权概念那一天起，就该被修正甚至废除的《拆迁条例》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。法学专家萧瀚曾用“法律，只是为了维护每个人最基本的自由与尊严，我们才需要服从法律”，来形容《拆迁条例》的不合法。

　　与历史惊人相似的是，修改法规的仍然始于颇为相似的“公民建言”，“公民建言”能够再一次成为法制英雄吗?我们心怀希望。因为在2004年5月,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成立，这个审查法规备案、下位法与上位法(尤其是宪法)的冲突和抵触的专门机构的成立，使判定一部法规是否违宪不再是历史的巧合，也不再是我们法制建设上的空白。

　　但是，当“公民建言”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的时候我们同时心怀忐忑，甚至这种担忧或将最终导致公民对于法律的不信任甚至不合作。然而，抚平这种担忧最好的办法无外乎政府拿出更多的坦诚，立法机关拿出更多的主动性与立法担当，因为那是让“公民建言”成为法制英雄的道路，也是国民法制信念的坚实基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