巨人法务

　　2002年12月，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婚外情而引发的“夫妻不忠赔偿案”。法院判令违反“忠诚协议”的男方赔偿前妻30万元。这是婚姻法修改后，道德协议具有法律效力的首起判例。它开了一个先河：即通过协议的合法方式，让法律作用于婚外情。

　　这一判例引起此间法律界人士的广泛关注：通过司法手段强制执行“忠诚协议”，法律的手是否伸得太长?如果法院纷纷效法，法律留给人们的私生活空间还有多大?

　　一纸“协议”：不忠要赔30万

　　年届不惑的曾某原是上海一家企业的营销人员，与前妻离婚后在常州创业。1999年，通过征婚，他与同是离异的贾雨虹相识。经过短暂接触，他们在几个月后登记结婚。由于双方均系再婚，为慎重起见，2000年6月，夫妻俩经过“友好协商”，签署了一份“忠诚协议书”。协议约定，夫妻婚后应互敬互爱，对家庭、配偶、子女要有道德观和责任感。协议书中还特别强调了“违约责任”：若一方在婚期内由于道德品质的问题，出现背叛另一方不道德的行为(婚外情)，要赔偿对方名誉损失及精神损失费30万元。

　　协议签订后不久，贾雨虹就感到丈夫与其他异性有染。2000年10月13日晚，贾雨虹得知丈夫在看望由前妻抚养的儿子时，留宿前妻家中。次日凌晨，贾雨虹便和亲友前往察看，发现丈夫与其前妻都只穿着睡衣。曾某的解释是，自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，但贾雨虹全然不信。

　　2001年8月，曾某生日那天没有从常州回上海。贾雨虹顿觉可疑，遂约亲友一起赶往常州，并隐于曾某的住处守望。下午，她发现丈夫与一年轻女子一同进屋，直至次日凌晨未见离开。

　　危机四伏的婚姻终于破裂。2002年5月，曾某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，法院判决双方离婚。与此同时，贾雨虹以曾某违反“夫妻忠诚协议”为由提起反诉，要求法院判令曾某支付违约金30万元。

　　法院判决：“夫妻忠实”原则落到实处

　　面对贾雨虹的反诉状，审判长顾亚安“当时颇感困惑”。毕竟，这是个没有先例的案子。直到去年，“夫妻应当相互忠实”才被写进新修订的婚姻法里。并且，这只是一个宣言性的条款、一种法律精神或原则，人们并不能单凭这一条来状告配偶对自己不忠。

　　这起“不忠赔偿”案争议最大的焦点在于：当事人签署的“忠诚协议”是否具有法律效应?顾亚安法官说，夫妻忠实义务是婚姻关系最本质的要求，婚姻关系稳定与否，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。正因此，新修订的婚姻法第4条规定“夫妻应当相互忠实”，并在第46条规定，有重婚、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情形之一而导致离婚的，“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”。虽然，对违反夫妻“忠诚”义务、情节尚未达到“重婚”、“与人非法同居”等严重程度的一方如何承担相应责任，法律未做具体规定，但法律也未明文禁止当事人自行约定。而贾雨虹与曾某约定30万元违约责任的“忠诚协议”，实质上正是对婚姻法中抽象的夫妻忠实责任的具体化，“完全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和精神”。也正是这一具体的协议，使得婚姻法上原则性的夫妻“忠实”义务具有了可诉性。

　　顾亚安法官认为，既然协议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，且是在双方没有受到任何胁迫的平等地位下自愿签订的，协议的内容也未损害他人利益，因而当然有效，应受法律保护。

　　同时，在指认自己有不忠行为的证据面前，曾某又不能进行有说服力地反证，据此，法院认为曾某“存在违约行为”，遂判令他支付对方违约金30万元人民币。曾某不服判决，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诉，但不久即撤诉。最终，曾某赔偿贾雨虹25万元人民币，当场一次性付清。一场特殊的“夫妻不忠赔偿案”尘埃落定。

　　专家质疑：法律的手是否伸得太长?

　　这起法律上已有定论的判例，在引起人们兴趣的同时更引起了法律界广泛关注与争议。将婚外情纳入司法影响力范围，法律的手是否伸得过长?如果法院纷纷效法，法律留给人们的私生活空间还有多大?

　　曾参与婚姻法修改研讨的北京大学婚姻法专家马忆南用“十分警惕”来表达她对法院判定“不忠赔偿”的担忧。她认为，除非自愿履行，当事人不得就一般婚外情要求赔偿，法院不能强制执行“忠诚协议”，因为“这超出了现行法律的规定”。婚姻法规定“夫妻应当相互忠实”而非“必须忠实”，“应当”意在提倡，只有“必须”才是法定义务。婚姻法规定的过错方四种赔偿情形并不包括婚外情，判定“不忠赔偿”显然扩大了对法律的解释。再者，从定约权的角度而言，“忠诚协议”也是无效的。因为法律允许夫妻对财产关系进行约定，但并不允许通过协议来设定人身关系。人身权是法定的，不能通过合同来调整。

　　婚姻本身即契约。一方在背叛对方之前，就得考虑违约所要付出的成本。只是在没有具体协议约束的情况下，双方承担的是道德义务。而道德成本对于个人来说毕竟是隐性的，是不确定的。一旦签订了协议，就将隐性化的道德成本显性化了，他(她)很可能就会三思而行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忠诚协议对于维系婚姻稳定将起到积极作用，“法院的判例是对现实生活中婚外情泛滥所作出的积极回应”。

　　但马忆南针锋相对地指出，不承认“忠诚协议”的法律效力并非鼓励婚外情。“婚外情是不道德的”肯定是一种主流道德规范，但道德的问题要靠道德来调整，“法律要给人们留下一个私生活空间”。她告诫，法律工作者一定要在民众的情绪冲撞下保持清醒，不能因为对不道德行为的反对，就对法律进行扩大解释，从而加重对过错者的打击。否则，法律管得太宽，人们就会丧失很多个人自由。而从现代社会权利结构看，个人自由、私生活的隐私权要高于配偶身份权。因为“文明社会的基石是人的尊严和自由，破坏了它，付出的社会成本就会很高。”正因此，在国外的类似判例中，法官即便同情婚姻的受害方，也会以其他的形式进行弥补，而不会将婚外情作为判决指向。“别以为有了一纸‘忠诚协议’婚姻就有了保险，”法学者杨晨光告诫，“婚姻毕竟还是以爱情为基础，法律只能止步于卧室以外。”让法律回归法律，道德回归道德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