巨人法务

　　北大教授表示全面二胎需要政策协同。通过国家强有力的生育福利政策，降低家庭的生育成本，同时国家应积极主动承担部分的生育责任和生育成本，从而改变一些年轻夫妇和家庭想生而不敢生、能生而不敢养的窘境。下文是相关详细内容，欢迎阅读。

　　全面开放二胎甚至全面开禁生育已是大势所趋。

　　不争的事实是，我国人口生育率过低早已出现而且将演化为长期的现象。研究发现，未富先老、失独空巢、性别失衡、人力短缺等问题的恶化都与持续低生育率现象密切相关。

　　回望历史，如果说1980年出台一孩化政策以后，中国就进入了政策性的低生育率陷阱；那么经过十年改革开放和计生文化的双重洗礼，中国从1990年代以后就进入了意愿性的低生育率陷阱，平均的意愿生育水平大致在1.6-1.8；从2000年以来，中国已进入统计性的超低生育率陷阱，实际的生育水平已经低于1.3，例如五普数据显示，TFR只有1.22，六普数据显示只有1.18，近年的数据也大概在1.3以下。

　　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11、2012、2013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是1.04、1.26、1.23，远远低于更替水平，属于极度危险的超低生育率。实际生育水平不仅低于意愿生育水平而且低于政策生育水平。尽管1.6-1.8的意愿或者理想的生育水平不会有根本的变化，但生养条件的变化却使得实际生育水平不断走低、实际生育水平与意愿生育水平的反差扩大。

　　在一定程度上，全面开放二胎有助于提升超低生育水平，为实现“适度生育水平”做出贡献。但这不过是生育权限政策改革，生不生以及能否改变生育率过低的局面依然悬而未决。根据单独政策遇冷的事实，可以推断全面开放二孩也将“遇冷”，因为处在相同社会环境中家庭无论是双独、单独还是非独他们的生育意愿不会有本质的区别，理想的平均生育水平大致是1.6-1.8，而实际的平均生育水平很可能不到1.3。

　　我们注意到，生育文化、生育观念先于生育政策、生育权限发生了变革。这是判断中国进入内生性超低生育率陷阱的根本依据。

　　因此，若要充分挖掘全面开放二胎的政策效能，就必须协调配套改革计生宣传政策、生育权限政策、生育服务政策和生育福利政策。

　　如果计生宣传政策、生育服务政策和生育福利政策滞后于生育权限政策的改革，那么生育政策改革的总体效能将大打折扣。需要明确的是，生育权限政策的改革具有主导性，其宗旨是在微观上提高计生家庭抗风险的能力，提高家庭的养老能力；在宏观上实现适度生育水平，也就是近更替水平生育率（TFR在1.8-2.5之间），同时提高合适之家的比重，改善人口发展的社会生态。

　　首先看计划生育宣传的改革。

　　生育导向的改革是适龄、适时、适量的适度生育和优化生育，将生育和养老的关系联接起来而不是两相割裂、自行其是甚至彼此冲突。中国已经不可救药地掉进了“少子老龄化陷阱”或者说“超低生育率陷阱”。

　　确切地讲，在一胎化政策下出现的独一无二的“独子高龄化”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社会，带来十分严峻的挑战。全面开放二胎已是大势所趋，但仍然不是生育政策改革的终点，只是部分的“还权于民”。在宣传上要从“只生一个好”过渡到“按政策生育”，从独生子女家庭到至少二孩的合适之家，重建适度生育的文化，逐渐回归到“家庭计划”并且促进“家庭发展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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