巨人法务

　　客观来说，代孕就像是一把双刃剑，一刀切地禁止或放开，都存在巨大的、不可预见的风险。如同试管婴儿技术，人们从最初的普遍反对到今天的慢慢接受一样，若能使代孕技术的正面效用得到合理利用，通过法律手段规制，明确其使用条件、范围、程序以及法律后果，使之增进人类福利，这，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

　　谁是真正的母亲？

　　代孕改变了传统的生命孕育过程，在给众多不孕不育家庭带来福音的同时，却也强烈地冲击着人类传统的伦理关系和法律概念。

　　首当其冲的，就是对“母亲”的定义提出了挑战，从而也导致了有关“谁应该是真正的母亲”的争论。

　　传统观念认为，妇女怀胎十月生产者，母亲也。但代孕却肢解了母亲的角色，“血缘母亲”、“孕育母亲”以及“抚养母亲”可以不是同一个人。到底代孕者与委托人，谁才是母亲，抑或都是母亲。由此还衍生出监护权归属、财产继承等一系列法律问题。

　　也有人担心，科技和经济的介入，切割了人伦的完整性。父母对子女的感情来自血统，来自怀孕、分娩和日后的养育。忍受分娩之痛的母亲对孩子备加珍惜。然而在代孕后，这些都没有了，孩子来得太容易，就像从商店里买回来一个洋娃娃，这不可能不影响到父母对子女的亲情，父母的责任感亦会弱化。

　　对此，有着近30年生命伦理学研究经验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委员邱仁宗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采访时表示，中国重视血缘关系，这并非是一个伦理问题，而是一个文化问题，“但现在我们已经越来越能够接受了，比方说供体人工授精，用的是别人的精子，这在中国已经很普遍了”。

　　邱仁宗表示，伦理学讨论的是“谁应该是孩子的父母”，应该是提供子宫、精子、卵子的人，还应该是养育孩子的人。

　　“一种是生物学的父母，另一种则是社会学的父母。难道养父母不是父母？我认为，亲子关系主要还是要看谁养育了这个孩子，即所谓的社会学的父母。”邱仁宗表示，就拿供体人工授精来说，并不是说提供精子的人就是孩子的父亲了，“这在法律上也是不予以承认的”。

　　在邱仁宗看来，提供一次精子，和提供十个月胎儿成长的营养环境（代孕）是一回事。而有所不同的就是，比起一次性的捐精，由于代孕女性代替委托人完成“十月怀胎”的过程，在此期间，容易对腹中胎儿产生感情。

　　国内外经常出现代孕女性事后反悔。正所谓十月怀胎骨肉相连，一旦代孕者对孩子产生了感情，提出抚养主张，就将陷入复杂的局面。

　　事实上，早在1985年，美国的一起“M婴儿”案就已揭开了世人对于代孕问题的伦理拷问。

　　代孕母亲玛丽由于在怀孕期间生出感情，在生产后不愿向委托她的斯德恩夫妇交出孩子（即“M婴儿”）。一场“孩子母亲与孩子母亲”的监护权之战就此打响，初审的新泽西法院与新泽西最高法院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。在最后的裁决中，最高法院法官采取了折中的判决方式——代孕合同无效，玛丽仍是“M婴儿”生母，拥有探视权；但鉴于斯德恩夫妇条件更为优越，因此拥有孩子的监护权。

　　“和稀泥”式的判决，正说明了代孕问题的复杂性。

　　而对于父母的定义，英国人类受精与胚胎学法则坚持了“分娩者为母”的传统定义，委托夫妻只有根据收养法来收养自己的子女，才能获得父母亲身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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